中国“八五计划”（1991-1995）：市场经济转型与高速增长的奠基之路

摘要

1991-1995年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八五计划”），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转折点。本文基于官方数据与历史文献，系统梳理其核心目标、政策举措与经济社会成效，发现：八五计划以**“体制松绑+硬件升级”**为双轮驱动，实现了年均12%的GDP高速增长（建国以来最快最稳），提前5年完成“GDP比1980年翻两番”的战略目标；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，完善了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，为21世纪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。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：既是改革开放以来的“黄金增长期”，也是中国经济从“数量扩张”向“质量提升”转型的“过渡带”——成果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经济基础，遗留的产业粗放、区域差距等问题则为“九五”及以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。

引言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国经济面临“内忧外患”的双重压力：国际上，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引发社会主义阵营震荡，西方舆论唱衰“中国崩溃论”；国内，“七五”计划（1986-1990）末期经济增速放缓（年均7.8%），计划经济下的价格双轨制、财政包干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，基础设施（如铁路运力、电话普及率）严重滞后，全方位开放格局未形成。八五计划的出台，正是为了破解这些瓶颈，推动经济从“计划主导”转向“市场主导”，从“数量扩张”转向“质量提升”。

一、核心目标与时代背景

1.1 官方定位与核心目标

八五计划的官方全称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》，实施时间为1991-1995年。其核心目标紧扣“转型”与“增长”两大主题：

•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，调整经济结构，加强重点建设与技术改造；
•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，扩大对外开放；
• 推动农业、工业、第三产业协调发展，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。

这一目标既延续了“七五”计划“调整结构、扩大开放”的思路，又将改革核心从“计划经济的补充”升级为“市场经济的主导”，回答了“改革往哪里去”的时代之问。

1.2 时代背景：从“瓶颈期”到“突破期”

1990年，中国GDP总量为1.87万亿元（1990年价），虽较1980年增长1.3倍，但存在三大瓶颈：

• 体制瓶颈：计划经济下的“财政包干制”导致中央财力不足（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仅28.4%），“价格双轨制”引发权力寻租与市场混乱；
• 结构瓶颈：第二产业占比仅41.6%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（1990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1.1%）；
• 开放瓶颈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，实际利用外资仅527亿美元（“七五”期间），全方位开放格局未形成。

八五计划的出台，正是为了破解这些瓶颈，推动经济从“被动调整”转向“主动转型”。

二、政策措施：改革开放与重点建设的“双轮驱动”

八五计划的政策体系以“改革开放”为核心，以“重点建设”为支撑，形成“体制松绑+硬件升级”的双轮驱动模式。

2.1 改革开放举措：市场经济体制的“框架确立”

1992年党的十四大是八五计划的“转折点”——会议明确提出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的改革目标，彻底突破了“计划经济为主、市场调节为辅”的传统框架。在此引领下，三大关键改革落地：

（1）宏观体制改革：构建市场经济的“四梁八柱”

• 分税制改革（1994年）：将税收分为中央税（如关税、消费税）、地方税（如营业税、房产税）和共享税（如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），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22%提升至1995年的52%，解决了“财政包干制”下中央财力不足的问题；
• 增值税改革（1994年）：统一各类企业的税收制度（此前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民营企业税率差异大），实行“增值额征税”，为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奠定基础；
• 汇率并轨（1994年）：将官方汇率（1美元兑5.8元人民币）与市场汇率（1美元兑8.7元人民币）合并为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（1美元兑8.7元人民币），消除了汇率双轨制，促进了对外贸易与外资流入。

（2）对外开放升级：从“局部试点”到“全方位格局”

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，形成“沿海开放城市-沿海经济开发区-内陆省会城市”的全方位开放格局。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超1600亿美元，是“七五”时期的3倍多；摩托罗拉、宝洁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，带来了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（如摩托罗拉在天津建立的半导体工厂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项目）。

（3）微观主体激活：“92派”企业家与国企改革

鼓励“下海”经商，形成“92派”企业家群体（如泰康人寿的陈东升、中国平安的马明哲），民营企业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；国有企业改革从“扩权让利”转向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”，试点“股份制”改造（如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国企）。

2.2 重点建设项目：基础设施与产业升级的“硬件支撑”

八五计划的重点建设聚焦“补短板”与“强基础”，涵盖三大领域：

（1）基础设施：从“瓶颈制约”到“基本适应”

• 铁路：新建铁路5800公里、复线3400公里、电气化铁路2600公里（如京九铁路，1996年建成，是中国南北向最长的铁路干线）；
• 公路：新增公路10.5万公里，其中高速公路1600多公里（如沈大高速、京津塘高速）；
• 通信：铺设长途光缆干线10万公里，新增电话交换机容量5895万门（1995年电话普及率提升至4.6%，较1990年增长3倍）；
• 能源：新增发电装机容量7500万千瓦（如三峡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启动）。

这些项目彻底扭转了“七五”时期“运不了、通不畅、用不上”的局面，为后续工业化、城市化提供了“硬件支撑”。

（2）产业升级：从“劳动密集”到“资本技术密集”

重点发展机械电子工业（如汽车、家电）、建材工业，开发磷化工业、橡胶加工业、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（如上海宝钢二期工程，1991年建成，年产钢300万吨）；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从1990年的49.7%升至1995年的74.5%，表明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。

（3）技术改造：从“引进模仿”到“自主创新”

建成投产845个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和374个限额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（如海尔集团的冰箱生产线改造，引进德国技术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标准），提升了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。

三、经济与社会成效：高速增长与结构优化的“黄金期”

八五计划是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、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，其成效体现在经济总量、产业结构与民生改善三大维度。

3.1 经济总量：提前实现“翻两番”目标

八五期间，中国GDP年均增长12%，远高于“七五”时期的7.8%，是建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五年。1995年GDP总量达到6.07万亿元（1995年价）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1980年增长2.4倍，提前5年实现了“GDP比1980年翻两番”的战略目标（原计划2000年实现）。

3.2 产业结构：从“农业主导”向“工业主导”转型

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八五计划的重要成果。1990年（七五末期）三次产业结构为27.1:41.6:31.3，1995年调整为20.3:47.7:32.0（见图1）：

• 第一产业占比下降6.8个百分点：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，说明中国从“农业国”向“工业国”转型；
• 第二产业占比提升6.1个百分点：成为经济增长的“引擎”，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.3%，远高于第一产业（4.1%）和第三产业（9.5%）；
• 第三产业占比微升0.7个百分点：虽增长缓慢，但为后续“九五”计划发展现代服务业（如金融、物流）奠定了基础。

为直观展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，以下是1990年与1995年三次产业占比的对比条形图：

3.3 民生改善：收入增长与贫困减少

八五期间，民生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果：

• 收入增长：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7.7%，农村居民年均增长4.5%（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283元，农村居民达到1578元）；
• 储蓄增加：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1990年的7117亿元增至1995年的29662亿元，新增2万多亿元（居民储蓄率从35%升至42%）；
• 脱贫攻坚：贫困人口从8500万减少至6500万，5年减少2000万（贫困发生率从10.3%降至7.1%）。

四、历史定位：转型突破与承前启后的“关键节点”

八五计划在中国五年计划体系中处于“承前启后、转型突破”的核心位置，其历史地位可从“成果”与“遗留问题”两个维度解析。

4.1 关键成果：市场经济与高速增长的“奠基者”

• 体制奠基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，解决了“改革往哪里去”的问题，为“九五”计划深化改革（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、完善市场监管）提供了制度基础；
• 经济奠基：年均12%的GDP增速为后续“九五”（8.6%）、“十五”（9.8%）的增长奠定了总量基础；基础设施的完善（如铁路、公路、通信）为工业化、城市化提供了“硬件支撑”；
• 民生奠基：居民收入增长与贫困减少，为“九五”计划推进“社会保障体系建设”（如1997年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）积累了民生基础。

4.2 遗留问题：转型中的“过渡性短板”

八五计划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一些深层矛盾，需后续计划解决：

• 产业结构粗放：第二产业虽快速增长，但以重工业化、资源消耗型产业为主（如钢铁、水泥）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（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0.5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%）；第三产业占比仅32.0%，现代服务业（如金融、物流）发展滞后；
• 区域与城乡差距扩大：东部地区（如浦东）因开放政策率先崛起，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（1995年东部GDP占比60%，中西部占比40%）；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（7.7% vs 4.5%）持续存在，农村民生改善较慢；
• 体制不完善：市场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未完全到位，如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覆盖全体居民（199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仅30%）；市场监管机制不健全，假冒伪劣产品泛滥（如1995年“朔州假酒案”，造成27人死亡）；产权制度不完善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（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国有企业）。

五、与前后五年计划的衔接逻辑

八五计划是中国五年计划体系中的“桥梁”，其与“七五”“九五”计划的衔接逻辑清晰：

5.1 与“七五”计划的衔接：从“探索”到“深化”

“七五”计划（1986-1990）是改革开放后的“探索期”，核心任务是“调整结构、扩大开放”，但因体制束缚，改革进展缓慢。八五计划是“七五”的“深化期”——将改革从“计划经济的补充”推向“市场经济的主导”，将开放从“局部试点”推向“全方位格局”，解决了“七五”时期经济增速放缓、体制改革停滞的问题。

5.2 与“九五”计划的衔接：从“奠基”到“转型”

“九五”计划（1996-2000）是八五的“升华期”，其核心任务是“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”（体制转轨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；增长方式转型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），而这一任务的提出，正是基于八五计划的成果与遗留问题：

• 体制转轨：八五计划确立了市场经济框架，“九五”计划需完善配套改革（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、完善市场监管）；
• 增长方式转型：八五计划的产业粗放问题，要求“九五”计划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（如1996年提出“科教兴国”战略）；
• 区域与城乡协调：八五计划的区域差距问题，促使“九五”计划实施“西部大开发”战略（1999年启动）。

六、结论

八五计划（1991-1995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“最具转折意义”的五年计划：它不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（年均12%），提前完成“翻两番”目标，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，为后续20年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。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“经济成就”，更在于它回答了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市场经济”的时代之问——通过“体制松绑+硬件升级”的双轮驱动，走出了一条“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”。

站在2026年的视角回望八五计划，其留下的“成果”与“问题”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从“高速增长”向“高质量发展”转型的重要脉络：成果为后续发展提供了“基础”，问题为后续改革指明了“方向”。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：“八五计划是中国市场经济的‘出生证’，没有八五，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经济。”